理想主义的现实杰作

——山水缘规划解密

深圳  李霖

在这个思潮泛滥、风格多样、价值多元的年代做建筑规划，难的取舍整合，锦泰·山水缘贵在“拿捏”得恰到好处。

在山水缘，倡导“有意识地保持历史上流传的古典建筑形式和风格特征”的新古典主义获得因袭；而20世纪最重要和影响最深远的建筑思潮现代主义建筑思潮（Modernism）也得到了应有的尊重，因为她符合工业化社会需要与条件：建筑与时俱进，新材料、新结构、技术革新解决了实用功能与经济问题；山水缘并不刻意创造一种新的风格，理性和逻辑的紧密结合，又使她本质上凸显“新理性主义”和功能主义建筑的特征：由内而外，建筑形式与使用功能一致。

强调实用，并非不讲究风格和特色。 西方规则式古典园林，以几何体形的美学原则为基础，以“强迫自然去接受均称的法则”为指导思想，追求一种纯净的、人工雕琢的盛装美。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的山地建筑“山水缘”，则显然诠释了中国古典园林追求天然之趣的基本特征。不规则的自然山水是景观构图的主体，而形式各异的各类建筑却为观赏和营造文化品味而设，植物配合着山水自由布置，道路回环曲折，达到一种自然环境、审美情趣与美的理想水乳交融的境界，既“可望可行”，又“可游可居”，富有自然山水情调的园林艺术空间。

流派之争务虚空洞，山水缘的规划细致务实。

色彩、色相及色调 的搭配，使气氛活泼而情绪稳定； 质感 的体现，采用高对比度---将精致混以粗犷，柔软配以粗硬，即便植物的叶片、花朵、茎干及硬质的造园材料都有其特殊的质感； 香味 的调配，有什么比蔷薇、茉莉、瑞香的花香更好呢？ 声音 的变奏，谁会拒绝溪流的潺潺声、小鸟的啁啾声和叶片的沙沙声？ 触觉 的设置：从毛绒绒的叶片、古树、光滑的卵石，都意味着触摸甚至爱抚的存在。 形态 的编排：多考虑植物的立体形状以求得变化。它们可能是圆形、圆柱形、披散状、波浪式或喷泉式。硬质的造园材料和花园装饰物也都有自己的形状； 动势 的组合：怎样穿过花园？是漫步蜿蜒的小径，还是从笔直大路上匆匆路过，功能决定了它们的外形。 生态 的培育：引入野生的植物、本土植物、自我循环的植物，少用硬质园景，使小区生态系统自我成长……

每一种生物所具有的特殊外貌，是它能够生存于世的内在因素决定的。同样，每个建筑的形式、它的构成，以及与之有关的各种问题的解决，都要依据各自的内在因素来思考，力求合情合理。依照大自然所启示的道理行事，而不是模仿自然。“道法自然”的规划理念，促成了山水缘“有机建筑”的本色：建筑的实质在于它的内部空间。山水缘倡导着眼于内部空间效果来进行设计，屋顶、墙和门窗等实体都处于从属的地位，应服从所设想的空间效果 。这就打破了过去着眼于屋顶、墙和门窗等实体进行设计的观念，为建筑学开辟了新的境界。

生命价值被日渐尊重的今天，“健康住宅”成为新宠，山水缘符合“健康住宅”的各项标准： 郴州人都知道，樟树岭远离污染，阳光充足视野开阔；超过60%的绿化覆盖率和阔绰的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近50种木本植物构筑的绿色系统具备防晒、防尘、降温、调节气候、提高空气负氧离子浓度等生态功能，住区结构保持了对大自然的亲和性；道路设计将机动车速度限制在时速15公里以内，以保证人车安全与居住环境的安宁，对人的安全和尊严充满了现实关怀。

这样看来，这200多亩山地上，透过多层阳光房、小高层建筑、双拼别墅、独立庭院等形形色色的建筑和错落有致的园林景观，人们依稀可以读到有良知的开发商和有气质的设计师对中国首个福文化社区、湘南首席山地建筑、郴州首家湿地公园的深度思考。

抓住特区良机  升级湖湘文化

湖湘文化一直是湘人的一个骄傲。她有着自己稳定的文化特质，也有自己的时空范围。从空间上说，它是指湖南省区域范围内的地域文化；从时间上说，它是两宋以后建构起来并延续到近现代的一种区域文化形态。

近代以降，得益于湖南军事、政治、文化领袖型大师级人才群成建制不间断的井喷，“湖湘文化”为世人所瞩目所认同津津乐道，但关于“湖湘文化”的认识仍有很多误区。要想实现先进文化的推动效益最大化，需要厘清一些本质上的认识：

金 ： “湖湘文化”既是“流”，更是“源”

一般认为，湖湘 文化 作为一种地域 文化 ，是中国传统 文化 的一个分支。从中国传统 文化 的整体和行政区划的惯性思维来看，这当然是对的。但从 文化 发展的不同逻辑起点而言， 远古湖湘 文化 又是中国传统 文化 的一个重要源头。

  此说肯定会马上遭遇湖南以外人士的炮轰，但我还是提请注意以下事实：

其一：物质文明的发展历程看出湖湘文化具备源头特性。

文明的创造是必须以延续人类生命的食物供给为前提的。上古时候，人们靠打猎、捕鱼、采摘野果为生，常常挨饿、遇险，培育粮食作物，保障生命传承，成为保全生命延续族群的关键。历史传说中，炎帝神农氏开创了华夏的农业，而他的与农业文明相关的主要发明创造都在湖南完成：天降嘉禾，神农教耕，后来人们把炎帝寻到稻禾的地方取名为“嘉禾”即今郴州市嘉禾县（笔者祖籍嘉禾，知道县城所在地城关镇古名为“禾仓堡”，即“国家粮食仓库”）。为减轻耕作劳苦，提高产量，炎帝又创造了木制耒耜，教民耕种；后来人们把炎帝制耒耜的地方的一条河取名为“耒水”，今 湖南 耒阳即因处于耒水之南而得名。为了不误农时，炎帝还教民以气象知识，相传赤松子就是炎帝的雨师， 湖南 不少地方都留下了与赤松子有关的地名，如浏阳有“赤松山”，华容有“赤松子亭”等。

事实证明传说不是瞎说：从已有的考古材料看，  湖南 道县（距嘉禾几十公里）玉蟾岩遗址，出土了12000年前的迄今为止所发现的人类最早的栽培稻；在 湖南 澧县彭头山遗址，出土了9000-8000年前的稻作 文化 遗存，相继崛起的还有邹家山、金鸡湾、坟山堡等好几十处稻作 文化 遗存，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彭头山 文化 群，中国古代社会的粮食作物主要有两种：南方的水稻和北方的粟。在时间上，水稻的诞生比粟要早。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年代的栽培粟，出土于河北武安磁山遗址，距今8000年左右；这些都说明 湖南 应为中华农耕文明起源的最早地区。

其二：精神文明的发展历程看出湖湘文化具备母本特质。

文化发展的结晶是人文，“中华人文始祖”炎、舜二帝的人文思想在湖湘 文化 中具有最深厚的历史积淀。

关爱百姓，体察民情，重视民生，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基石之一至今仍然发挥积极的主导作用，推动民主进程、建构民生政府、建设和谐社会实现共同富裕，今天的主旋律，追本溯源，就得找到中国传统 文化 的“民本”思想。

民本思想在先秦儒家学说中表述颇多，如孔子的“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孟子的“民为贵君为轻”等等，但中国人文始祖中的炎、舜二帝才是民本思想的首倡者和最早身体力行者。

　　炎、舜二帝与 湖南 有着不同寻常的关系。按照传统说法，炎、舜二帝南巡，都崩葬在 湖南 。炎、舜二帝在湖湘大地留下了众多体恤民艰的行踪、遗迹和传说故事，他们流传于世的民本思想与当时的湖湘民生息息相关，这是我们重新认识湖湘 文化 地位的重要依据。

　　“嘉禾”教耕、耒水制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炎帝没有这样说，却是这样做的：为了寻找良药给人民治病，他遍尝百草，在 湖南 境内日遇七十毒，终因尝断肠草而崩葬于炎陵县。

　　舜为中华“道德”奠基人。《山海经·海内经》载，舜帝为视察水旱灾害而南巡，溯湘江，过长沙，跋涉苍梧，引水灌田，因积劳成疾而崩，“葬于长沙零陵界中”。《史记》载“舜帝南巡，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嶷（今永州宁远）”——帝王居然没有死于宫殿中，一个“野”字，奠定了这位中国罕见的“牺牲在工作岗位上的烈士帝王”的亲民爱民身体力行的高贵品质。

　　舜帝时刻把人民的疾苦萦系于怀。他在九嶷山体察民情时，想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终日劳累但仍苦不堪言的黎民，慨然作《南风》歌曰：“南风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据说舜帝弹唱《南风歌》的地方，就在今 湖南 蓝山与广东连州交界之处，名叫南风坳。

　　舜帝主张宽厚待民轻诛杀，即使对待不服王化滋扰南国的“三苗”，也主张“修政偃兵，执干戚而舞之”。传说舜南巡到湘乡的一个山冲，苗民手执弓矛将舜帝一干人团团围住，形势危急。这时舜帝命人奏起了韶乐，一时百鸟合鸣，凤凰来仪。苗人被妙不可言的韶乐所感化，纷纷丢下手中的武器伴着音乐节奏情不自尽地跳起舞来。于是，一场干戈化为玉帛。相传这个舜帝演奏韶乐的地方就是 “韶山”。

　　然而对于官吏，舜帝却要求非常严格：规定诸候对自已的臣仆每月考核一次，州牧对自已的下属每季度考核一次，天子对帝国四岳、十二大行政区的州牧、大诸候以及所有高级官员每三年考核一次，然后根据考核情况，贤能有功者给予升赏；庸碌不肖，为政有恶绩者，断然予以罢免。

　　炎、舜二帝南巡时积淀在湖湘历史 文化 中的深厚的民本思想，是湖湘 文化 的又一独特魅力。

其三：湖湘远古稻作文化培育出中华民族精神象征物凤凰。

　　凤凰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神鸟，后来与“龙”一起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近年在 湖南 洪江市高庙 文化 遗址出土的一个白色陶罐上，戳印有我国最古老的凤凰图案，距今有7800年的历史。这一发现为揭开凤凰“诞生”于湖湘提供了异常珍贵的实物资料。

　　在 湖南 发现中国最古老的凤凰图案并非偶然， 湖南 是我国稻作 文化 的故乡，而凤凰原本就是稻作 文化 的产物。长沙大塘遗址出土的7000年前的凤凰图案，其凤鸟口中即衔着禾苗。

　　原始时代，中国南方稻作民族以“鸟”为图腾。至今 湖南 少数民族地区的风雨桥上，还雕塑着鸟，这是鸟图腾崇拜的 文化 遗存。

　　这种被原始人类视为图腾的鸟古称“丹雀”、“阳鸟”、“鸾鸟”。《拾遗记》说：“（炎帝）时有丹雀衔九穗禾，其坠地者，帝乃拾之，以植于田，食者老而不死” 。“丹雀”就是凤凰神鸟的原型。

　　由于凤凰 文化 深深植根于稻作 文化 之中，“和”也就成了凤凰形象的基本特性，《山海经》云：“是鸟也，饮食自然，自歌自舞，见者天下安宁。”所以，凤凰在民间自古就代表着和美、和谐与吉祥。

　　“凤凰”是和谐观念的产物。一方面，它是一个“二合一”的对立统一体，雄为凤、雌为凰，表示阴阳调和、合和祥瑞；另一方面，它又是一个多元和合体，是在鸟图腾的基础上，融合原始时代多个不同氏族所崇拜的自然物的特征，集大成之美而成的。如《说文》就这样描绘凤凰形象的多元和合特征：“凤之象也，鸿前麟后，鹳颡鸳腮，龙文龟背，燕颔鸡啄，五色备举。”

　　在中国 文化 中，凤凰形象不仅表示自然物之“和”，也表示人类社会之“和”。凤凰“五色”后来就被看成是维系古代社会和谐安定的“德、义、礼、仁、信”五条伦理的象征。《山海经》说：“（凤凰）首文曰德，翼文曰义，背文曰礼，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有鸾鸟自歌，凤鸟自舞。凤鸟首文曰德，翼文曰顺，膺文曰仁，背文曰义，见则天下和。”

在古代，凤凰还用来指有德之人。主张“和为贵”的大圣人孔子，便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被尊称为“凤”的人。

水 ： 会当水击三千里  湘商崛起自可期

    打开历史，湖南好戏连台：

一省“地方军”挽救了朝廷的命运， 曾国藩 让历史记住 湖南 人会打仗 ，“无湘不成军”成为成语 ；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毛泽东、刘少奇 使世人 知道 湖南 人会从政 ，建国以来，除16大外，湖南人还没有缺席过政治局常委（最高比例是60%）；党、国家和政府领导人一连涌现了毛、刘、胡、朱四位；

“湖广熟、天下足”，现代神农袁隆平则使国人无法忘却湖南农业对中国乃至世界的贡献；

沈从文让我们知道湖南人会写文章；

易中天让 大家 明白湖南人会做学问；

湖南卫视替湖南人打出了通俗文化的王牌……

可是， 有了 枪   杆子、笔杆子， 湖南 人似乎并不在意手边的金算盘。当浙商、京商、沪商、粤商、徽商、晋商、苏商、豫商、鲁商、东北商以现代十大商帮的姿态盘踞商界的时候， 湖南 却沉寂了将近２０年。 湖南 商人也就一直未能以湘商的整体阵容活跃于市场的舞台。  

湖南 人自古以读书和军事闻名，在商界的功绩远不如在思想界和政界显赫， 湖南 人是否有商业头脑？“湘商”何时成型？何日崛起？最近，关于湘商的话题，引发了各界人士激烈的争论。 

　　“湘商”的话题一直受到不少有识之士的关注。在2005年9月举行的“发展中的湖湘 文化 与城市经济论坛”中，杨澜曾谈到“山西有晋商，福建有闽商，而 湖南 却没有湘商……”相对于 湖南 人在政治、军事上有目共睹的辉煌， 湖南 商人的名号并不那么响亮。

        或许在历史上的商帮中，我们找不到湘商的身影，但 湖南 地处中华腹地，交通便利，物产丰富，史载，中国最早的钢剑和玻璃制品都在长沙， 湖南 在汉代的丝织业、漆器业，唐代的制瓷业、五代的制茶业、宋代的造船业、制墨业、制镜业，明代的棉纺业、造纸业，清代的刺绣业、鞭炮制造业都在全国有一定影响。明代 湖南 已具有健全的行业管理制度，体现了湘人的理财智慧，元代中国最早的印刷实物广告则体现了湘人敏锐的商业头脑。古代长沙凭借交通的发达，商贸的繁荣，不仅成为历史 文化 名城，也成为历史商贸名城，至今，长沙街头仍存有“火宫殿”、“九如斋”等享誉中外的老字号，它们以鲜活的例子演绎着 湖南 过去的商业文明。 

         湖南 人会读书，会思考，在经济领域也提出过不少出色的思想。王夫之大力倡导“留心经济之学”，在经济思想上颇有建树，成为我国较早论述商品流通作用和市场调节理论的学者。魏源极力倡导经济变革，他的经济观，最突出的是重商和师夷思想，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主张学习和利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建立中国的新式工商业。黄遵宪在他的《日本国志》中系统总结了日本和西方各国的理财方法，号召国人“互相师法”。静水流深、花开不语，在他们的新兴经济思想的影响下， 湖南 商人锐意进取，大力发展了近代民族资本主义，逐渐形成敢为人先，敢拼敢闯的个性。 

“湘商”概念的提炼，将“湘商”从学界视野引入大众视野，为“湘商”提供了广阔平台。湘商这个概念，正是 湖南 省委书记张春贤和省长周强在二00七年首届 湖南 异地商会会长年会上提出来的。随着大批成功湘商在本土相继涌现，政府着力打造“湘商”品牌，期望引万商入湘，将湘商打造成 湖南 的资源，开启 湖南 的重商时代。

　　作为2007年湖南重大经贸活动之一，首届湘商大会是是打造湘商品牌的重要平台。195个合作项目，总投资453亿元人民币，由省政府主办的首届湘商大会落下帷幕。这是“湘商”这个极具 文化 特色的经济新群体首次集体亮相，虽然名气还无法与浙商、徽商、闽商等商帮相提并论，但这个新词汇正在中国经济版图中呼之欲出。

“湘商”概念今天提出来，声音也许是微弱的，但它的声音会越来越强大。战场上的湘军充满力量和勇气，所向披靡； 文化 上的湘军是充满智慧，出奇制胜，在商场上的湘军也必将成为一支有勇有谋，文武双全的群体。较之古代， 湖南 商人拥有了更多的 文化 和商业资本，当湘商逐渐被人们认知，湘商的智慧和力量凝成一股劲的时候，也正是湘商崛起之时。

木 ： 湖湘文化以 “ 刚性 ” 闻名，以 “ 和谐 ” 为本
 

无湘不成军的广为传诵，其实误导了对湖湘文化的全面认识：似乎，在辣椒、烈酒作用下，湖南人只会“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实不然。

民俗 文化 是地域 文化 的根基所在，它从不同层面反映出一种地域 文化 的整体特色。 湖南 作为中国农耕社会和谐观念的发源地，其民间习俗中也蕴藏有丰富的和谐元素。

　　 首先，许多湖湘民俗都体现了强烈的人与自然和谐观念 。

　　如在湘中、湘西南农村，流传有除夕给家畜、果树“喂年饭”的习俗：人们要把第一碗年饭先喂狗，依次再喂牛、羊、猪等家畜，接着是给桃、李等果树喂年饭。

这些地区还有给自然物和农畜放假的习俗：如每年的最后一天不准去井里挑水，说是好让辛苦了一年的“龙王”（井）也休息一天。又如每逢戊日不犁田，每逢戊日，即使春耕再忙，也不催牛耕田。

这些民俗体现了人类对自然的感恩之心、由人及物的兼爱思想、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朴素的可持续发展观，实属难能可贵！

　　 其次，湖湘民间宗教中蕴藏着丰富的期盼全社会和谐的思想。

如曾在 湖南 民间流传的“梅山教”，它的神坛就是一个以鲜明的和谐理念构建的万神咸集、和睦相处、秩序井然的神灵世界。该教有一条严格的“教规”，即不准向自然界暴取暴夺，搞“竭泽而渔”：梅山教徒钓鱼，估计已够当天自己吃，就不能再钓了；捉泥鳅也是能吃多少就捉多少，而且最后要在捉到的泥鳅中拿出“一公一母”来放生，让其繁衍子孙。 

　　“和”的观念可以说是梅山教的首要宗教观念。梅山教的一个最基本法事活动，叫“和梅山”，就是“和合梅山诸神”的意思。梅山教还有一个重大的法事活动叫“还都猖傩愿”，即指“全部神祗”；“还都猖傩愿”，也就是了却许给所有神祗的心愿以和合诸神的意思。

  　　“梅山诸神”、“都猖”其实是一个超越梅山神系本体的开放性神祗群体概念。从当今尚存的《酬还都猖大愿科仪本·起首》可见，梅山教所请之神包括巫教、道教、佛教、儒教的各路神仙，总数有好几百位，几乎囊括了中国民间所信奉的全部神祗。这样一个庞大的诸神团聚、和谐相处的虚幻世界，从某种意义上说，反映的也是人类对社会生活中各阶层和谐相处的一种美好现实愿望。

　　“和梅山”、“还都猖傩愿”在宗教法器的运用与迎神曲词的祷唱风格上，也是集巫、道、儒、释诸宗教祭祀典礼之大成，表现出一种打破藩篱、兼容并蓄，各尽其能、平等协调的“和”的精神。如所用的乐器有巫教的穿堂鼓、牛角，道教的笛子，佛教的海螺，儒教的罄子等；其祷唱风格则有巫教的默诵、儒教的有节奏的读诵、佛教的 唸 经、道教的高腔等。这种以“和”为根本，巫、道、释、儒多种宗教形态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和谐共处的 文化 现象，在全国其他地方的民间宗教中是罕见的。

梅山神系的开山祖师叫“张五郎”，其他梅山神有所谓“梅婆蒂主”、“三洞娘娘”、“各路梅山”等等，在梅山教所有祭祀神灵的法事活动中，他们都从不因自己是梅山本体尊神而自居自傲，而是以一种谦和的姿态协合诸神；在诸神排位中，梅山开山祖师张五郎甚至排在神龛的最下面。这或许也可以看成是炎帝、舜帝民本思想在湖湘民间宗教中的精神折光吧。

　　 另外， 湖南 的自然山水 文化 积淀中的和谐元素也很突出。

“天下名山僧占多”，但 湖南 的衡山、岳麓山两座“天下名山”，呈现出一种儒、释、道三家和谐共处的格局。特别是南岳大庙，还出现了佛、道二教共处一庙、和谐共生的奇特现象，这在全国的宗教胜地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至于洞庭湖岳阳楼所积淀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民本思想，则更为大家所熟悉了。

湖南 民俗 文化 与山水 文化 积淀中所蕴藏的这些丰富的和谐元素，可以说是湖湘 文化 的和谐魅力所在。

综上所述，湖湘 文化 不仅是一种充满开拓精神和斗争意识的“刚性” 文化 ，也是一种充满包容情怀和博爱思想的和谐 文化 。

湖湘 文化 的所谓“心忧天下，敢为人先，坚忍不拔”特性，便是从它的和谐之体中弘扬出来的：

“心忧天下”，是炎帝、舜帝积淀在湖湘历史 文化 中的深厚的民本思想的弘扬；

“敢为人先，坚忍不拔”，是湖湘先民在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过程中，大胆开拓，反复实践，率先培植出人工栽培稻的大无畏奋斗精神的弘扬。

从这种和谐取向，张扬出了湖湘 文化 的历史责任感、开放意识、创新精神和兼容并蓄的博大胸怀，因此有了湖湘学派的“经世致用，救世济民”，有了王船山的“六经责我开生面”，有了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师夷长技以制夷”；有了蔡锷、黄兴的力挽狂澜、率先推翻两千年帝制；有了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率领全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有了当代“神农”袁隆平先生的“杂交水稻”等等。

　　

火 ： 精神财富价值再造  文化突围特区翘楚

与武汉“申特”不断变换招式相比，“固执己见百折不挠”的长株潭25年如一日，三地磨一剑，终成新特区，这是湖湘文化中“自强不息”的写照。团结图强的湖湘文化推动大长沙担当起中部崛起的历史重任，这正是湖湘文化“ 经世致用、治国平天下 ” 的政治内核和精神追求迸发出的耀眼光芒！可以说，在 长、株、潭的“申特”历程中，湖湘文化功不可没。

时下，直面“新特区”，“湖湘文化”获得了弘扬和发展的历史良机。换言之，是该“新特区”反哺“湖湘文化”的时候了。

展望“新特区”的发展之路，经过充实、发展、调整、修正得以升级的“新版”的“湖湘文化” ，正是“新特区”发展的强大动力和基因保障。

2007年 ９月２６日，“首届湘商大会”在长沙举行，万名来自五湖四海的湘籍商界人士齐聚长沙，沉寂了２０年的湘商 首次聚会，口号是 “ 湖湘 文化 的第三次崛起 ” ！

湖湘 文化 的特色、它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都来源于经世致用、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内核——崇官尚政。历代湖湘先贤总是把当大官、秉大政作为自己实现经国济世抱负的最主要途径。

      在传统的义利之辨中， 湖南 人很少给“利”以恰当的地位，总是选择传统意义上的“义”，而忽视现实中应当重视的实实在在的“利”。

在“发展是第一要务”的当代，当“新特区”花落长沙，湖南迎来了历史良机。要建好特区，并籍此推动湖南经济的跨越式发展，首先要对湖湘文化进行针对性修正。而扭转“耻利抑商”的 文化 情结成为当务之急。

要改变“耻利抑商”的积习，首先要分析其来源，纵观千百年来湖湘大地上这种绵延不绝的浓郁的耻利抑商的 文化 氛围，大致有以下四点成因：

       其一， 湖南 是传统的农业社会。 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模式，使得 湖南 先民坚守着“三山六水一分田”，固守着中国历史上农为根本、商为末的贬商、斥商、蔑商的传统，对亲商、爱商、尊商、重商的 文化 有着异乎寻常的抵制态度。

其二，重义轻利的理学传统价值影响。 义利并重、言商尚利的价值取向一直受到了极大的漠视。

其三，古代湖湘相对封闭的地理位置。 崎岖的交通条件和曾经长时期处在蛮夷之邦的边缘地理地位，也使得 湖南 人趋于封闭、保守、中庸，相对缺乏吐故纳新、开放进取的动力，难以形成拓展、交换、流通等商业市场观念。

其四，作为流寓之地的流寓 文化 也影响着 湖南 人从商的气质。

         总之，在传统 湖南 人的心目中,“功名利禄”都是把人引向堕落的坏东西。高尚的人应该仅仅是“淡泊明志”的，人只应当砥砺气节,激励人心,忧国忧民，治国平天下，不应言商言利，更不应从商趋利。

综上所述，“耻利抑商”的思潮，乃地理和思想的双重封闭使然。成因既明，突围有向。

就古代 湖南 地理而言，想南进两广有五岭阻越；欲西联川滇，大河大山隔断；想北上中原大地，则长江淼淼，天堑难度。唯一东北部可经洞庭北上江淮、南下苏浙。然一旦洪水泛滥亦舟楫无用。所以多数情况下， 湖南 都是与世隔绝的。相对封闭、边缘的地理位置，又怎可会与“晋商”、“粤商”、“浙商”争利呢？湖湘先辈们只知年复一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全然不知奔走市肆，盈利道路。

当代湖南，随着现代交通条件的根本改观，湖南的地理封闭已经不复存在。东西南北交通大动脉的贯通，使湖南承东接西，贯通南北，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位置，为大商业、大流通，创造了条件。

交通促成地理突围；接下来关键的是思想解放以求文化突围！

        汪洋入主广东后，也提出“解放思想”，但我个人理解，在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广东，那是“二次解放”，而在湖南，“解放思想”，却要艰难得多 。千年一贯的强烈的崇官尚政意识，催生着一代又一代政坛 明星 、官场显赫要员。如果说，在农耕文明时代，这是正确的选择的话，那么，当工业文明浪潮席卷全球的时候，这种一味的崇官尚政、鄙视工商之利的观念便值得仔仔细细地检讨了。

要解放思想，文化突围，必须充分认识到“耻利抑商”的思潮的致命危害 。

与重义轻利共生的，是“重农抑商”的经济思想。这种轻利、轻商的思想，至今仍在 湖南 人心中有很大的市场。轻利轻商一旦与僵化的经济政治体制相结合，就会形成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只重视生产，不重视营销；只重视精神激励，不重视物质鼓励的片面化倾向。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崇官尚政的顽固情结，伴随着近代湖湘在中国社会的地位和贡献，深刻地影响了以后的湖湘人士，并使得他们在巨大的军政功业中产生了 倨傲强悍 的心态 。这些思想或观念倾向，至今仍成为 湖南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别是建设新特区，带动中部崛起伟大工程的思想障碍，必须予以拆除！

要解放思想，文化突围，也必须充分认识到湖南在造就经济人才上的有利条件 。

其实， 湖南 也存在非常适宜造就经济人才的一面，如： 湖南 人强烈的竞争意识，超常的谋略水准，坚定不移的毅力和吃苦耐劳的精神等。有人说 湖南 人是欧洲的普鲁士人，而德国人在当代是以经济发达而闻名于世的。

湖南人才的集群现象早已有之 ， 整个晚晴时期， 湖南 人先后担任督抚者37人，其中担任总督者高达17人。达官显贵多，因军功保举虚衔者更多。据光绪《 湖南 通志》开列的名单，全省因军功保举武职游击以上人员，总计多达6319人，其中提督478人，总兵1077人，副将1534人，参将1464人，游击1766人，这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

清后， 国民党的“黄埔三杰”全是湘人；共产党里湖南人才辈出就更是妇孺皆知了。55年授衔，10大元帅中，湖南人占3个；10位大将中，湖南人占6个；57位上将中，湖南人占23个！

不要以为湖南人只会打仗和做官， 2007年两院增选院士中，5名湘籍科学家当选。至此，湘籍院士总数已达114人，健在的83人。

值得玩味的是： 健在的83 名院士中， 在省外、境外和国外工作的有75人，在省内工作的仅为8人。这次增选的5名湘籍院士，均分布在省外。  由此联想到湖南高级人才成长的生态环境。

    要解放思想，必须进行“官念”革命，坚决摒弃   官本位 文化 。

官本位 文化 对现代社会危害很大。它诱导权力腐败，败坏社会风气；浪费人力物力，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助长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同时，在官本位盛行的 文化 中，一切以进入仕途为荣，不仅造成官僚队伍膨胀，而且使大量的社会精英浪费在无聊的官场之中，使得工业、商业、科技、教育等各业的发展受阻，社会生产力难以更快的提高和更快的发展。

           要解放思想，文化突围，也要发挥崇官 文化 的积极意义。

       崇官 文化 向官本位 文化 发展，是完全不可取的。但崇官 文化 不等同于“官本位” 文化 。崇官 文化 还有其积极的一面。我们湖湘崇官 文化 那么发达，当然也应该发挥崇官 文化 的积极意义去护商、扶商。

湖南 历史上经济人才虽然不多，但敢为天下先的经济思想却成长较早。比如嘉道年间经世思潮的倡导者和推行者、中国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前期的领袖人物陶澍，第一个突破清代政治经济体系，睁眼看现实，首先将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引入改革中，并取得了巨大成就。陶澍在江南治河、治漕、治盐方面卓有成效，被学术界视为“中国近代经济改革的先驱”；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倡导洋务运动，建立了中国第一批近代工业企业；谭嗣同主张积极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毛泽东、蔡和森更是系统地提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纲领。 

这些为官为商之人，都在官位子、商位子上为着 湖南 乃至中国的经济发展努力着。我们呼吁湖南官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因地制宜，制定本省经济发展规划；对本土经济实行有效扶持。

          要解放思想，文化突围，最重要的是要大力弘扬崇商 文化 。

解放思想并非打倒一切否定一切，而是将湖南人的积极精神进行“功能切换”，努力将 湖南 人的蛮劲、钻劲、愈挫愈坚的韧劲去经营天下之商，以造就千万个湖湘商界精英。

改革开放几十年来， 湖南 与发达省区的差距，表面上只是经济发展的差距，而实质上是思想观念的差距。正因如此，关注观念层面的湖湘 文化 比关注其他层面的湖湘 文化 对促进当代 湖南 发展更为关键。

新经济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新商业时代。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后起者如何打造商业强省呢？这需要超乎寻常的思想和举措，同样也需要发挥 湖南 人敢为天下先的气概和胆略。在此思想指导下，举凡，营造大商业观、建设现代商业服务系统、加快培养适应新兴商业业态管理的人才队伍、努力营造公平规范的市场流通环境，都是打造商业湘军，再展湖湘商界风流的可行之路。

       事实上，湖南已经正在紧急行动起来：

湘潭，湖湘文化的发源地和集大成者，早在2003年，时任湘潭市委书记的陈润儿适时地提出“建造现代物流基地”，2005年初，笔者来到湘潭策划中部最大医药物流项目——三和医药物流中心（湘潭培育强势物流产业的三大重点工程），历时二年，对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魄力和决心，我感同身受。陈现任长沙市委书记，相信会延续他的执政思路。

影响湖南商业文明的是地理和思想的双重封闭，巧的是：本届省委书记是交通部长出身，对拓展地理空间应该得心应手；省长是团中央书记出身，共青团干部历来以年轻有闯劲著称和思想前卫没有包袱见长，相信在解除湖南的思想束缚方面有所作为。

土 ： 对接湖湘古文化  创意湖南新地产
 

    房地产业的发展，使文化地产成为产业主旋律。湖南的地产文化之履，在盲目推崇欧美；习惯跟风港澳；抄袭克隆沿海之后，对接区域文化，传承历史文脉成为不二法门，特立独行自成体系的湖湘文化是湖南地产创意的灵感之源、创新的素材宝库、创造的动力油门。

在《湖湘 文化 精神与二十世纪 湖南 文学》一书中，田中阳对湖湘 文化 的本质做出了界定，即 “ 中国的儒家 文化 在近世的延续和光大 。 ”  

湖湘 文化 助推房地产业的 有利因素 很多 ， 个人认为至少有六点可圈可点：

首先在于其社会责任感。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这是湖湘 文化 的重要内涵。湖南的开发商，首先应该师从湖南先贤，主动承担起“大庇天下寒士”的社会责任。

第二是冒险精神，敢说敢想敢做。 冒险是市场经济必备的素质，对企业家冒险的一种报酬就是利润。湖湘 文化 最大的特点就是“追求执着，敢为人先”。

第三就是执着、忍耐力，锲而不舍。

第四是情感调和。 “湘女多情”，反映出湖湘文化重视感情友情亲情的取向，强势的政府和开发商，对弱势的“房奴”应该体现更多的人文关怀。

第五是开放的胸怀。 湖南 并非沿海，但中国近代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是 湘 人魏源；中国进入ＷＴＯ，其中重要的领军人物就是朱 镕 基。

最后最重要的是和谐发展。 “和谐”，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开放性的积极概念，“和谐”不等同于“中庸”。虽然儒家的《中庸》篇中包含有不少合理的因素，其中也不乏“和谐”思想，但 “中庸”作为一个哲学范畴，作为一种世界观，与“和谐”有本质区别：“中庸”是事物在矛盾的对立统一运动中归于一种片面妥协的消极停顿状态；而“和谐”是事物在矛盾的对立统一运动中达到一种完美协调的积极发展状态。 

发端于炎帝、舜帝的民本思想在今天的房地产业意义尤为深远。在充满矛盾，对立加剧的楼市，利益博弈的各方，能够为消除壁垒和谐楼市做点什么？

捐弃经验，为楼盘量身订做方案， 策划人 ：应该 理解 顾客心态；

揭露真相，还楼市本来面目示人， 传媒者 ：应该 了解 项目实况；

杜绝官僚，依规律科学宏观调控， 管理员 ：应该 降解 产业病根；

告别暴利，凭良心获取阳光利润， 开发商 ，应该 化解 消费怨仇！

当然， 湖湘 文化 对房地产业的阻碍 因素 不少也不小，必须予以规避。

       湖湘 文化 将政治做为人生第一要义，人生价值取向单元化，在将政治作为社会运作终极目标的同时，便不可避免的导致了对自主型，开放型现代性人格构建的忽略乃至轻视。而对人本体生命需求和个性发展需求的满足程度，便在相当大的一种程度上见证着一种 文化 ，一个社会甚至一个民族的现代化程度。在湖湘 文化 这种典型的政治一元化格局之下，人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人的价值被政治伦理价值所菡盖，换句话说，人只有在充当政治或道德的某种工具时才会体现出异化了的价值。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对自我主体意识的呼唤成为 文化 转型的根本标志，如果再不文化转型，与时俱进，强化“以人为本”的时代精髓，湖湘 文化 将被淘汰出时代中心舞台，走向萎靡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与此同时，湖湘 文化 的辉煌虽然使 湖南 人产生了已天下为己任，敢为天下先的担戴精神，但也产生了一种舍我其谁，非我莫属的盲目自大的病态人格。在近世湖湘人文景观当中，“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壮志豪情，“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决绝往往伴有一种夜郎自大的虚矜之气，这种典型化的双重性格使 湖南 人的思维定势呈现出单向度、封闭性的特征，这种悲剧是政治的悲剧，是历史的悲剧，更是挥蹴不去的深层 文化 心理和传统性格的悲剧。体现在房地产业，将导致过于浮躁和功利，从而缺乏一种通变的圆融大气。 

文化 主导了人，也决定了产业的命运。现在产业都在讲竞争力，而 文化 是一种最大的竞争，在 文化 上顺应的企业绝对是世界一流。美国人做大，法国人做时尚，日本人成本最低，犹太人创造发明世界第一。而中国在人文上独步天下，在这方面， 湖南 有很大优势。湖南房地产完全可能、也应该必须把地产 文化 做大做强做足，并转化为强大的竞争力和穿透力！（完）

李霖2008年3月10日

不变的是永远在变

——广州地产30年回眸
 

 “衣食足，居有屋”这句话刻划出了千百年来芸芸众生的一种渴望。房子但求“有”，但求可以遮风避雨。因此，以前许多人在拿到属于自己的“福利房”钥匙时，唯有激动得发抖。

中国最早的商品房诞生在1984年的深圳，由此拉开了中国房地产业的征程，回顾广州地产30年，征途漫漫，足迹可鉴：

30年迈六大步

房子也是产品，而产品总是在不断的更新换代，30年来，广州房地产日新月异，迈出了六大步——

1、第一步： 变性 —— 转基因

80年代初是 广州房地产发展的初始阶段 ，住房，从计划经济时代供给制的“福利房”转变为市场经济的“商品房”，房子的属性发生根本性转变，由于基因的嬗变，得以形成产业规模，引发住宅革命，直至今日，一发不可收拾。回顾转型变性阶段，广州地产蹒跚学步，咿呀学语，显得有些稚嫩，但“其始也简、其终也巨”，发展的规律如此。

2、第二步： 变脸 —— 学香港

模仿和学习是必经之路，广州房地产有个很好的学习标杆，90年代初是 广州房地产发展的初始阶段 ，广州引进香港“高尚住宅”概念，特点为“闹市地段+高层高密度+高档装修”；产品外形丰富多彩，“变脸”促成广州房地产眼花缭乱的新气象。当时，“城市综合症”尚未引起人们注意，成功人士以拥有“高尚”、“闹市”的楼盘自居。

3、第三步： 变形 —— 求地段

90年代中期起，房子的除居住功能外的另一用途——投资功能开始显现，房子之间的差距开始拉开，投资价值分化；广州迎来房地产“暴利时代”，这一阶段强调项目区域优势、楼盘自身建筑规划等，发展商最注重项目的地段；由于交通这一“瓶颈”问题没有很好地解决，地段好的楼盘在当时往往大受欢迎。

4、第四步： 变招 —— 创品牌

市场竞争加剧，发展商“品牌”意识抬头，90年代中下期，广州房地产大鳄大都着手整合楼盘综合优势，致力创造物业“品牌”。市场的细分和竞争的加剧、行业周期性低迷的压力、开发规模的扩大、专业服务机构的升级、交通条件的改善使郊区物业崭露头角，都推动了地产品牌的进程。但遗憾的是这个阶段发展商对“品牌”的认识还停留在“产品主义”的层次。不少楼盘自身质素确实不错，但与周边环境脱节。墙里美仑美奂，墙外兵慌马乱，华南板块是典型代表。

5、第五步： 变阵 —— 提升楼盘整体素质

世纪之交，发展商对“品牌”的认识得到修正和升华，楼盘追求大规模的空间、高素质的整体环境，离市中心有一定的距离但又具备十分便利的交通，郊区大盘成为代表；环保、生态、绿色等概念开始流行。不足之处是过分强调周边环境等外在因素，从而忽略了“人”的因素。 

6、第六步： 变法 —— 以人为本，文化嫁接，提供“生活方式”

个性消费时代，对人的关注度显著提升，有远见有实力的开发商和有智慧有文化的策划人力求走出建筑物的硬件束缚；在市场营销上除竭力抢占固有刚性需求外并试图引导隐性需求，越来越多的企业把房地产与文化嫁接，致力于文化地产之旅。这一阶段住宅产品在整合园林环境、规划设计、物业管理的基础上，更加强调“以人为本”，强调营造项目个性、楼盘风格、建筑思想、社区文化、生活方式。完成了从仅仅提供住房到提供一种环境、一种生活方式的转变。

30年三大杰作

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广州房地产30年硕果累累，举其要者有三——

其一、推出产品。 30年房地产开发出各种各样丰富多彩的住宅、商业地产、工业地产、旅游地产等产品，极大地改善了城市面貌和市民居住条件，提高了广州人的生活质量。

其二、闯出新路。 广州地产立足当地实况的同时放眼看世界，大胆借用，巧妙融合了世界和港澳地区先进理念和科学手法，逐步形成既具有丰富内涵又富于表现的“南派地产”体系。实战中创造性地解决了产业发展的系列实际问题，在开发战略、产品定位、规划设计、资本运营、市场营销、物业管理、社区文化等各产业要素上形成了自身特色，成为与上海“海派”、首都“京派”鼎足而立的中国地产主要流派。

其三、输出模式。 广州得房地产开发风气之先，率先创立并在实战中完善了众多地产新理念，这些广州“特产”推出后受到全国各地的大力推崇，被广泛借鉴和学习借用，随着越来越多的广州开发商的北伐和广州策划、规划、销售、物管等专业机构的全国性出击，这些原产于广州的模式被系统引进，输出开发理念、运营模式成为广州房地产对全国的一大历史贡献。

房地产业输出的“广州模式”，包括但不限于：

——地产空间模式： 主要有外部空间的板块论和内部空间的层次划分（核心是反均好性）；

——郊区地产模式： 支撑系统有 5+2生活模式、分时度假、旅游地产、休闲物业、新都市主义等等相关学说；

——大盘模式： 支撑系统有海量开发、规模经营、造城运动、造镇运动、片区联营等等相关学说；

——概念地产模式： 使用率较高的有花园住宅、绿色家园、健康地产、海滨小区、地铁上盖、公园物业、景观楼盘等等；

——主题地产模式： 常见的有港澳风采、欧陆风格、美式风貌、地中海风味、日韩风情、星加坡风范等等；

——复合地产模式： 最有名的是教育地产、体育地产等。

以上几个方面为开发模式，“广州模式”的组成部分还包括市场模式：

——地产消费理念模式： 主要有零首付、二次置业、产权式销售、保底置业、终极置业、连环置业等等；

——地产销售理念模式： 主要有包销、置换和专业细分。外脑服务被细分为市场调研、主题定位、咨询顾问、全程策划、推广策划、平面设计、纸质印刷、形象代言、活动实施、广告片专题片制作、新闻炒作、内刊编制、DM派送、广告代理、媒体维护、户外执行、网络跟进、卖场包装、促销物订做、活动礼仪、行销代理、直销代理、分包代理等等；

30年一字秘诀

外墙变色，结构变样，主题变种，属性变质，广州30年的房地产历程，纷繁复杂，但一个“变”字可高度概括。

“变”的根源在于不“变”则死。 “变”的原动力来源于外部压力和赢利驱动，个性消费时代，非“变”不足以求生，非“变”不足以图强；

“变”的后劲在于“变”的红利。 直面残酷的市场竞争，“变”是不变的出路。实践证明：早“变”早收益；晚“变”晚收益，不“变”就倒闭。

“变”的初衷在于“变”中求活。 楼市不是静止的，房地产产业本身就在不断的发展中，途中遭遇很多前所未闻的变数，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挑战，“变”是为了因应各种外部环境的变异。

“变”，为广州房地产“变”来了荣誉地位和实际利益。 使产业的30年蛋糕硕大丰腴；使产业的30年华诞隆重愉悦。

“变”，是广州房地产不变的旋律。 产业的发展诉求、市场的约束引导、业界的意识能力，都决定了广州地产的未来之路仍将处于“变”的态势中，愿广州房地产的《“变”奏曲》“变”成广东名曲《步步高》。

天地纵横专业机构总策划  李霖

2008年3月4日